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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教授姚大力 教授:“吐蕃”一名的读音与来源

201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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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微彩票:西藏在汉文史料中的名称“吐蕃”,并非起源于粟特文碑铭中的tuput。它很可能源自粟特文用于称呼西藏的另一词汇*tupun,即藏语“大蕃”/ *bon chen-po的对译语词。其中tu-系粟特语词汇,译言“伟大的”,用以意译藏文chen-po ;而pun即藏语bon的音译。后者与bod同样,是藏人的自我称谓。古代文献学家对“吐蕃”之“蕃”的音注,以及汉文古诗中与“吐蕃”之“蕃”相押韵的用字,也都表明它的读音为fán。

关键词:吐蕃  西藏  粟特碑铭
      关于“吐蕃”一名的读音,向来存在不同的主张。最流行的见解,是将“蕃”字当作“播”的同音字来读。但韩师儒林一直反对这样的读法。他认为,“蕃”的音应当读为fan。这与在他之前的伯希和所见相类[①]。
读“蕃”为“播”的主要理由,是将“蕃”字看作对藏人的自我称谓bod的汉字音译。此一见解中包含着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藏语bod有一个尾辅音-d。按隋唐时人用汉语音写非汉语词汇的一般体例,他们应该选择一个带-t收声的入声汉字来记录bod的发音。而“播”是元音收声的阴声字,用它来记录藏语bod的读音,与当日音写体例殊不相符。第二个缺陷更严重:即使将“蕃”字理解为是bod的音写,那么它前面的“吐”字又是从哪里来的?事实上在藏语里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以在发音上与tu-bod相近的合适语辞。韩师因此坚持以“读如字”的方式来处理“吐蕃”一名里的“蕃”字。兹请更申其说。
     现在看来,把“蕃”与bod相比勘,刘昫、欧阳修应可厕身始作俑者之列。《旧唐书》解释“吐蕃”之名的来源说:“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②]。欧阳修在《新唐书·吐蕃传》里写道: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悉野。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傉檀。……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③]。
    所谓“发羌”之“发”,当日汉语读作pǐwɐt,说它是处于诸羌之中的部分藏族先人名称bod的音写,或许有一定可能。但对于为什么要把“发”改写为“蕃”,以及它前面的“吐”字又从何而来等问题,依旧无人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所以即使“发羌”果然是自称为bod的藏人一支,仍然难以将“吐蕃”之“蕃”的起源追溯到bod。至于“秃发”一名,中古汉语读音作t’uək-pǐwɐt,如果“发”是bod的音写,那么我们又碰到了那个避不开的老问题:“秃”字应当如何解释?毋宁认为,“秃发”是“拓跋”的异写;它表明“拓跋”这个曾拥有巨大政治权威的鲜卑部落名号,尚在陇右长期维持其残余影响力。
    汉文历史编撰学的传统呈现出一种很强烈的认知倾向。它总是力图在靠近汉地社会周边的部落—人群里去追寻活动在更遥远地域内各种邻人集团的历史来源。从司马迁、王国维直到有些当代学者致力于在“华夏边缘”的农牧混合带探求匈奴这样的北亚游牧人群起源的不懈尝试,就是一个显著例证。以吐蕃为发羌之后的见解背后,或许也有这一取向的深层精神影响。对此,我们不能不细予察辨。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欧阳修或胡三省,尽管倾向于认为“蕃”字源于“发羌”之“发”,但他们都没有明确地说过,“吐蕃”两字的读音应作“吐播”。胡三省对“吐”字注音谓:“‘吐’从‘暾’,入声”[④]。他对“蕃”字未加注音[⑤],说明他也认为应当“读如字”。宋人史炤则明白地宣称,“蕃”字当作“方烦切”[⑥]。“蕃”在中古汉语里本有两读,一作附袁切,属“帮(非)”声母(p-),一作甫烦切,属“并(敷)”声母(b-),可分别拟构为pǐwɐn和bǐwɐn。惟在史炤注音之日,声母“非”、“敷”的音值都已演变为f-。“方”字亦属“非”声母,是“方烦切”的音值可以大略读为fán;与《中原音韵》著录的“蕃”字本音读若阴平声(fān)相比,音同而声调稍异[⑦]。
“蕃”之音读如字,可从诗歌押韵方面寻得坚强证据。贾岛《寄沧州李尚书》诗云:

沧溟深绝阔,西岸郭东门[魂韵文部]。弋者罗夷鸟,桴人思峤猨[元韵元部]。
威稜高腊冽,煦育极春温[魂韵文部]。陂淀封疆内,蒹葭壁垒根[痕韵文部]。
摇鞞边地脉,愁箭虎狼魂[魂韵文部]。水县卖纱市,盐田煮海村[魂韵文部]。
枝条分御叶,家世食唐恩[痕韵真部]。武可纵横讲,功从战伐论[慁韵文部]。
天涯生月片,屿顶涌泉源[元韵元部]。非是泥池物,方因雷雨尊[魂韵文部]。
沈谋藏未露,邻境帖无喧[元韵元部]。青冢骄迴鹘,萧关陷吐蕃[元韵元部]。
何时霖岁旱,早晚雪邦冤[元韵元部]。迢递瞻旌纛,浮阳寄咏言[元韵元部][⑧]。

此诗中凡与“吐蕃”之“蕃”押韵的字,都属于后来所谓“真”、“文”、“元”三部。尽管“元”韵字的实际读音可能早已并入“山”摄,但若依据《广韵》音系,它仍应与“真”、“文”、“魂”、“痕”等韵一同划归在“臻”摄内。元明清人做诗所依据的“平水韵”,也还是将“魂”、“痕”韵的字包括在“元”韵里。所以它们都算是互相押韵的。“蕃”如不读若本字,那就与其它所有韵脚都不相谐了!
再举元人耶律楚材诗一首:

当年职都水,曾不入其门[魂韵文部]。德重文章杰,年高道义尊[魂韵文部]。
虽闻传国士,恨不识王孙[魂韵文部]。韵语如苏武,离骚类屈原[元韵元部]。
烟霞供好句,江海入雄吞[痕韵文部]。意气轻三杰,才名冠八元[元韵元部]。
著书归至颐,议论探深源[元韵元部]。藉藉名虽重,区区席不温[魂韵文部]。
家贫谒鲁肃,国难避王敦[魂韵文部]。北鄙来云内,西边退吐蕃[元韵元部]。
勉将严韵继,不得细文论[慁韵文部]。远害虽君智,全身亦圣恩[痕韵真部]。
大才宜应诏,豪气傲司阍[魂韵文部]。学识光先哲,风流遗后昆[魂韵文部]。
莫寻三岛客,好谒万松轩[元韵元部]。六度真光发,三魔妄影奔[魂韵文部]。
素丝忘染习,古镜去尘昏[魂韵文部]。炉上飞寒雪,胸中洗热烦[元韵元部]。
到家浑不识,得象固忘言[元韵元部]。心月孤圆处,澄澄泯六根[痕韵文部][⑨]。

    清代的诗作证明,“蕃”字在那时仍被人们认为读如本字。单隆周七律《秋怀十四》云:

沐国当年阃外尊[魂韵文部],煌煌带砺誓书存[魂韵文部]。
波摧万骑传榆水,桴卧千城压吐蕃[元韵元部]。
蒟酱红藤通贡献,金沙玉筍炤乾坤[魂韵文部]。
攀髯涕泣祥云散,何处堪招楚客魂[魂韵文部][⑩]。

      从目前的检索来看,吐蕃之“蕃”在古诗中被用来与“歌”部阴声韵诸字互押的例证,一个也没有找到。
“吐蕃”的读音也反映在成书于元代的藏文《红史》里。该书提到它有关“唐—蕃史事”的叙述源于《唐书· 吐蕃传》。藏文依汉字读音译写为thangzhu thu hyen[﹤hwen]‘chang。以hyen[﹤hwen]来音写“蕃”字,是其音不作“播”甚明[⑪]。藏语之无轻唇辅音f-与蒙古语同。故《红史》此处以hy-译写汉语“蕃”字的声母f-。这与《蒙古字韵》用八思巴字母hu-来译写很多首辅音为f-的汉字,可谓异曲同工[⑫]。
由是可见,读“蕃”为“播”,实乃起于晚近之说。
起于晚近,当然不等于就能成为此说不可据的理由。所以还需要将“吐蕃”的读音与该词的起源问题放在一起加以探讨。实际上,早在很久以前,当H·W·贝利把突厥、蒙古、阿拉伯、波斯、格鲁吉亚诸语对藏族的称呼追溯到它们的共同起源,即出现在用粟特文书写的9世纪前叶回鹘汗国喀拉巴剌哈孙碑铭里的twp’wt时,他其实已经连带把“吐蕃”一名的来源问题妥善地解决了。贝利是在试图解决“吐火罗”一名中“吐”字的来源时提到“吐蕃”的“吐”字的。他写道:

尽管十分困难,通过识读出粟特文之“西藏”名称中所包含的伊兰语的tu-,译言“大-”、“伟大-”(great),我们或许可以为这个迄今未能解决的问题觅得一个答案。粟特文“西藏”一词写作twp’wt,就像九世纪早期的喀拉巴拉哈孙碑铭里所写的那样。该词可以音读为tuput或topot。它是西藏与西方之间的中介。该名词的形式包括:鄂尔浑突厥文里的twpwt(其中的w可作ü或ö),喀什噶里字典里的tubut,钵罗婆文祆教文献里的twpyt,阿拉伯文的tubbat、tubbit、tabbut,格鲁吉亚语的t’obit’、t’umbut,从突厥语再往东,则有蒙古语的twypwt、﹡töböd,由此又产生马可波罗的Tebet。
    藏语并不使用任何可以发音为﹡to-bod的词汇,它有一个更古老的bon以及稍晚近的bod,如敦煌文书1638号里即有bon-gi btsan-po以及bod-gibtsan-po(见拉露,“古藏文里的Bod与Bon”,载JA,1953,pp.275-276)。这个Bod字,也出现在用和田塞语字母拼写的藏语书信中,作pātta kī skatta,即bod-kyiskad,译言“藏人的语言”(KT 3.62.75,见BSOAS36:225)[⑬]。

     据森安孝夫和Ochir Ayudai带领下的考察队所写勘探报告,在至今仍存留于回鹘汗国旧都城址之内的喀拉巴拉哈孙碑身断片上,如今已看不清那个粟特文的西藏名称了。吉田丰将该碑粟特文部分的第十六至十九行英译为:

      He himself acceptedthe kingdom. Again, the people of the Three Qarluqs … from the evil [ Tibetanpeople]………[⑭]

     此处文字所言,显然与回鹘与吐蕃双方争夺对三姓葛逻禄控制权的形势有关。吉田在方括弧里保留着“藏人”一词,似表明他肯定汉森(Hensen)等学者过去对碑文和碑文拓片上twpwt一词的读法。这个词亦以twp’yyt的形式出现在拉达克的Kurzen粟特文碑铭里,该碑树立时代为825/826年[⑮]。
     那个长期使学者们烦恼不已的to-/“吐”的问题,于是就在粟特文的西藏名称中获得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吐蕃自称Bod,并像与它结盟的唐朝自称“大唐”一样,自称“大蕃”;此即《唐蕃会盟碑》藏文中的Bod Chen-po。把它译为粟特文时,它变成由意译“大”/great字的粟特语词tu-与对bod的音译部分即put这两者并联而成的一个复合名词tuput。该词向东传入突厥语,又经过突厥语进入蒙古语;它向西则传入东部穆斯林世界及格鲁吉亚等地。印欧语中的Tibet,它的最终来源也是这个粟特语词。书面文献的书写和保存都带有很大的或然性。把记录着该专名的现存粟特语文献与现存卢尼字突厥语文献相比,前者要晚出将近一百年。不过这一点无妨于上述词源学解释的成立。
    但是汉文史料里的“吐蕃”还不是对粟特文tuput的音写。正如贝利引用过的拉露早已揭示的,藏文里的bod常常也被写成bon。因此吐蕃赞普才可以有Bod-gi bTsan-po(Bod的赞普)和Bon-gi bTsan-po(Bon的赞普)这样两种写法。他认为,Bod与Bon很可能来源于同一个带双辅音尾音的字,是即bond。他另外列举出1136号文书为证。在该文书所讲述的一个传说中英雄的复合人名里,bond、bod和bon这样三种拼写形式都出现了。他强调,以上证据并不表明,Bod(译言西藏)和Bon(译言西藏的非佛教之宗教,即本教)二者的意义已获得澄清。但它提供了一种解释,可能说明其中的一个形式何以会相当于另一个形式[⑯]。
     就像有“Bod的赞普”和“Bon的赞普”这样两个写法一样,“大蕃”的尊号也完全可能存在两种书写形式,即Bod Chen-po与﹡Bon Chen-po,尽管在留存下来的文献材料里我们找不到后一种写法。如果粟特文把Bod Chen-po翻译为Tuput,那么它又会如何翻译﹡Bon Chen-po这个语词呢?当然就是﹡Tupun。而后者正应当是汉文里“吐蕃”一语的来源!
    在粟特字﹡Tupun之前加上星号,是为了表明它并未真正出现在已知的粟特文献里。但在少林寺“蒙哥汗回鹘式蒙文圣旨碑”里,被用于对译汉文“西番”的蒙古语词汇即作töbön。道布和照纳斯图认为其中的-n为-d之误,是d之下少刻一短牙所致[⑰]。但是我们是否也可以把它看作就是对粟特文的另一个吐蕃名称,亦即﹡Tupun的音译?
    所以,“吐蕃”一名与以Tuput的各种变体流行于突厥、蒙古乃至穆斯林世界的西藏的名称,虽然都源于粟特语,但它们实来源于两个不同的粟特语同义名词。汉地社会要直到蒙元时代,才从蒙古人的嘴里听说吐蕃又名töböd。于是方有王恽“[古]吐蕃、[今]土波”之说[⑱]。但是“吐蕃”一词,看来仍读原音,未曾因此被改读为“土波”。
    最后,还要交待一下胡三省对“吐”字的音注。所谓“从‘暾’,入声”,意即语音同“暾”,而声调须读作入声。“暾”音他昆切,魂韵文部,可拟为t’uən。若其读音发生阴入对转,则变为t’uət。中古音韵体系演化到宋元之际,入声的收声辅音大概已经脱落了,但在江浙方言里仍保留了入声的声调。胡三省之所以要强调用入声读“吐”字,大概是因为它所音写的那个音节在源词中是一个弱读音节。入声短促,因此用它来记录弱读音节而将其收声辅音忽略,这是用汉字音写非汉语词汇时早已有之的体例。如用“逻些”音写拉萨(Lhasa)、用“独乐”音写土剌河名(Toghla),此两例中后一汉字的收声辅音-t、-k都被忽略了。职此之故,无论那时“从‘暾’,入声”的音值是否还保留有收声-t,就“吐”字在此例中的音写功能而言,它都是不起作用的。
    设若以上讨论可以成立,那么伯希和发现的以“特蕃”对译bod的那则资料也可作如是解。即“特”字的收尾辅音-t在此亦可予以忽略:是“特蕃”与“秃发”、乃至bod的读音俱无直接关系,它不过是除“吐蕃”之外用以音译粟特语词*tupun的一种异写耳。

补记
    本文写完后,又获读巴赞和哈密尔顿发表于1991年的《论西藏名称的起源》一文。该文反对用相当晚近的stodBod或mtho Bod(二者均可译言“高地西藏”)来解释töpüt一名的起源。按这种解释,töpüt一词里的前一个音节tö-即从stod-或mtho-演变而来。这一说法自然不太可信。可是巴赞和哈密尔顿要否定的不止是这一点;他们实际上认为,将töpüt一词的后一个音节-püt与藏人的自我称谓Bod相比拟,也是不可靠的。他们提出,突厥语的töpüt与汉语“吐蕃”(“蕃”音“烦”)都来自某个突厥或突厥-蒙古语词töpe,译言“顶部”、“高处”。töpe的多数形式为töpet;而它作为一个单数形式的集合名词,则变成töpen。Töpe来自吐谷浑人对西藏的称呼,意思即“世界屋顶”。从大约四世纪直到七世纪末,吐谷浑长期占据着西藏本部以北和东北,即围绕青海湖、穿越柴达木盆地诸多沼泽而直到罗布泊的大片土地。他们在北方与东北—东方分别与突厥和汉地社会相对峙。正是经由这些吐谷浑人,töpen的名称传入汉地,这就是“吐蕃”之名的来源。突厥语里很少使用集合名词形式,所以突厥人接受的是töpet一名,是即突厥语中töpüt的来源(Louis Bazin etJames Hamilton, L’origine du nom Tibet, in Ernst Steinkellner, Tibetan Historyand Language: Studies Dedicated to Uray Géza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Vienna:Universität Wien,1991,pp.9-28)。
    但这两位学者的见解似乎仍难成立。吐谷浑语或相关诸语言的文献里存在把西藏称为töpe的假定,缺乏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文献学证据。至于采用“屋顶”的复数形式来称呼某个地方,也未免过于离奇。如果说töpe是先由一个普通名词变成特指专名,并从藏地转指藏人,然后在介入其它语言的过程里才变成复数或集合名词的形式,那么汉人又怎么会在töpe的词干之后再加上一个纯属“突厥—蒙古语”式的集合名词后缀?吐谷浑紧邻吐蕃。如果他们实际上未曾替藏人另创一个名称,那么最可能的做法就是移用藏人自己的称呼来指称他们,就像吐蕃的另一个近邻和阗人所做的那样。
所以,到粟特语里去追溯“吐蕃”名称的来源,看来还是目前最能被接受的一种解释。
[①]伯希和:《汉译吐蕃名称》(1915),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54—56页。

[②]《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③]这段话基本上被胡三省照抄到《资治通鉴》首次提及吐蕃之处。见《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十》贞观八年(634)十一月甲申条胡注。胡注并引刘昫云:“刘昫曰,吐蕃秃发氏之后,语讹曰吐蕃”。传说里的吐蕃王室创建者之名,《旧唐书》作“窣勃野”,《新唐书》作“鹘提勃悉野”,是乃“鹘提悉勃野”的倒错,即藏文文献里的’O-lde Spu-rgyal赞普。明陈士元《诸史夷语解义》卷上释“鹘提勃悉野”之语,大体依据该节引文,惟将“蕃、发声近”之语妄改为“羌语‘鹘提’转为‘吐蕃’,声相近”。故不可从。
[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贞观十二年(638)七月乙亥条胡注。关于这个读音的讨论,见下文。
[⑤]郑张尚芳谓:“元代胡三省《通鉴音注》注吐蕃:‘……蕃,甫袁切。唐音读大为土,吐蕃意为大蕃’”。其实在“通鉴”胡注中是找不到这段话的。他也赞同“蕃”字当读fán。见郑张尚芳《古译名勘原辨讹五例》,《中国语文》2006年第6期。又吕叔湘、丁声树主编《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版将“吐蕃”的读音标注为túfān。见杨军:《“吐蕃”的读音问题》,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中国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南京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97页。
[⑥]史炤:《资治通鉴释文》卷二一《唐纪十一·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又见卷二二《唐纪二十一·通鉴卷二百五》;《唐纪二十七·通鉴卷二百一十一》。
[⑦]见杨耐思:《中原音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6页。
[⑧]贾岛:《长江集》卷五。方括弧内的句末用字所属韵部为引者加入。按:王亮在2003年2月23日发表在http://www.eastling.org/discuz/showtopic-456.aspx上的《吐蕃唐音》(3)一文内,已举此诗用韵,作为“蕃”字不应读“播”的证据之一。
[⑨]《德新先生惠然见寄佳制二十韵,和而谢之》,《湛然居士集》卷14.
[⑩]《雪园诗赋》初集卷12。类似的证据,尚见于明欧大任:《送胡宪使伯贤赴滇中六首》之四,《旅燕集》卷4;清沈德符:《令公来》,《归愚诗钞余集》卷9;彭而述:《爨碑曲》,《读史亭诗文集》诗集卷2;金甡:《祭素山一百四十韵》,《静廉斋诗集》卷23。兹不赘引。
[⑪]任小波:《西藏史学中的唐蕃边界叙事传统的起源:关于<红史>中一则出自<新唐书·吐蕃传>的片断》,未刊稿。
[⑫]见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页195、220等处。
[⑬]贝利:《和田语文书》卷7(H. W.Bailey,Indo-Scythian Studies: Being Khotanese Texts Volume VII,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25篇(GARA),第120页。按:贝利引用的敦煌文书编号有误。查对M.Lalou的原文,这件文书编号为(?P.)1038。
[⑭]森安孝夫、Ochir Ayudai:《蒙古国现存遗址、碑文调查研究报告》,中亚学研究会,1993年3月,打印本第216页。
[⑮]罗纳塔斯:《关于西藏语言与文化史的维也纳讲演》(AndràsRòna-Tas, Wiener Vorlesungen zur Sprach- und Kulturgeschichte Tibets, Vienna:Universität Wien,1985),第45—46页。
[⑯]拉鲁:《古藏文里的Bod与Bon》(M. Lalou,Tibètain AncienBod/Bon, Journal Asiatique, 1953),第275—276页。
[⑰]道布、照纳斯图:《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圣旨碑考释(续)》,《民族语文》1993年第6期,第62页。
[⑱]王恽:《玉堂嘉话》卷三,《秋涧集》卷九五。按这段材料以枚举今古或古今同义词为书写格式。为使读者易于了解此意,特在引文中加入方括弧内的“古”、“今”两字。

来源微彩票:《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六辑,陈得芝教授八十华诞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

编辑:仁增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