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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现实的依托 ——漫谈多杰仁青小说之根

2019-04-19   德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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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藏族著名作家仲布·多杰仁青近照

根,现实的依托
——漫谈多杰仁青小说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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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的寻根现象,在汉民族当代文学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然而,这种以时空的回溯为角度,热情而又充满理智地回顾岁月的方式,在日渐繁荣的藏族文坛上发展起来。它总是以新鲜活泼的枝繁叶茂来证实脚下这片土地的浑厚与博大,与根的网状形纠缠交错显示出高原生活的错综复杂。绿叶与根的深情,就像藏民族作家与他生活的土地之间的一种默契。根,既是作家对故土的牵连,又是故土对作家本身的缠绵。在这样情景交融、潜移默化的氛围中,就有了多杰仁青用他的笔、他的悟性来表现青藏高原东部、黄河上游农业区藏族人家悲欢离合的《团圆》,冲破传统婚姻习俗的《爱恋》以及漫漫转经路上的《朝圣人》、《一个尼姑的来信>、《锁链》、《次成嘉措》(续集)等作品。我们流连在他展现的那炎阳烤焦了般干涩的土地上、红尘滚滚过后满目飞扬的尘土、裸露出黛褐色的群山,以及夹在两仞险峰中蜿蜒流淌的古曲河水。在那大片大片的麦地里,头缠红绿头巾的农家女子在劳作,清澈平缓的黄河水滚滚东流,山野里诱人的果树硕果累累。令人体验到与草原风情迥然而异的高原农区情调。在远离了苍茫、空旷、幽静、神秘的草原后,把情感潜伏在散发着麦吞、摇曳着炊烟、荡漾着书声的另一种风景中,体验在大自然原始、纯朴、淡泊的环境中同样生活的清贫、单调而又充满了温馨的生活。体验这个古老民族世代相传的历史中人的凝聚力,以及由这种凝聚力产生的对故土的眷恋而演出的一幕幕悲欢离合的人间戏剧。尽管这土地博大而又贫瘠,尽管这里的人们在播种期望的同时也收获过苦难,但他们仍然眷恋着这片土地,本能般地恪守着精神的家园和肉体的处所。作者就是通过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来载负他个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一种敬爱,在唤起读者共鸣的同时,也获得了这种情感交流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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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杰仁青是生长在黄河沿岸、沐浴这清澈缓流洗礼的本地作家。这片被誉为“诞生智慧之地”的黄河南岸,孕育出了像夏仓•噶丹嘉措、格东洛桑成来等贯通显密经典的学者,还孕育了文学骄子端智嘉,孕育了近代藏族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更登群培。无论是那曲折宛延伸向山顶的羊肠小道,还是那褐红色的群山,都是启迪作者心灵的面面。他对这片故土的眷恋就像他在《团圆>中塑造的“丹巴”和“茹丹”那样执著与痴热。正因为有着这千百年来深植人心的故土之根,才有像丹巴这样万里之外的游子归来相厮守,才有那个乡邮递员郭拉心甘情愿地把青春抛洒在这垦的小路上,尽管两鬓苍苍、两袖清风。《团网》之所以缩短时空的距离,把历史与现实汇集在同一时刻,就在于那母亲思子,妻子念夫,人间最平常、最纯真的情感牵连;在于乡邮递员郭拉父子两代人那样默默的奉献。真善美是这个团网的基调。当我们在分享这团网的结局时,耳旁便响起这样的祈祷之声:愿世间至亲至爱的真情溢满心房;愿历史的纷争与裂痕得以平抚;愿游子归来时不再有惊梦的缠绕。
《团圆》的话外音是表现作者对民族、对故土这种根基精神的一次大回归。异国他乡的游子丹巴返回来了,读了硕士的茹丹依然娶了青梅竹马的村女,盼儿子盼了几十年的老阿妈多吉固执地守住在高山的旧屋里,拒绝同村里人一起搬迁到山下。但这并不是种种现象的罗列,它寓含了这个古老民族强大的向心力。那沉默、空寂、坚固、荒无人烟的雪线地段,那苍茫、高阔、四季变幻无常的草原,虽然没有芳草碧连天外的晚风拂柳、笛声残淡,没有杨柳岸的晓风残月,没有不知酒醒何处的文人雅士的离愁别恨,但它以千年恒古的沉默情怀、风雨无蚀的传承、博大深沉的炽爱,永久地等待着天涯儿女的回归。雪山草地永远自信——总有厌倦沧桑奔波、旅途坎坷的游子,总有魂系这隅的儿女带着无可言状的心情汇聚于她的脚下。记得电视艺术片《雪域的诱惑>中有这样一个面面:碧空,清净如洗,洁白的云朵缓缓流动,远处的一条山路似隐似现。音乐大作,面面中三个僧人的背影出现,不见一路风尘,只有从那背上的经书、虔诚的脸和坚定的步履中,我们能感觉得到他们行进的目的地。“我向你走来,带着一颗真心/我向你走来/带着一路风尘”,歌声高扬,神圣而又感人。这岂只是诱惑,这是灵与肉的网浑呈现,是一种执著精神的彻底投入。
多杰仁青的另一篇小谠《一个尼姑的来信>侧重于人物性格的描写。初看篇名,眼前立刻浮现出另一位奥地利德语作家茨威格的《-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两篇小说都是在一封长信中叙述故事情节的。茨威格小说中那个陌生女人执著感人以及不求回报、生死不渝的永恒爱情精神感动着所有读过小说的人,而多杰仁青也是在娓娓诉说着一个爱情的悲剧。小说中的“我”便是这爱情结下的一颗苦果。“我”记忆中的母亲是个遥远而又模糊的形象,“我”是爷爷抚养长大的孩子。当有一天,一个女尼来家中化缘,“我”从她满含哀怨的目光和与爷爷扑朔迷离的对话中产生了疑问。最后,爷爷公开了“我”的身世,讲了这个女尼的故事。这是一部爱情悲剧。这悲剧源于古老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尽管长辈们出于善意为儿女们安排人生的伴侣,却忽略了他们各自的情感之水能否在人为的水渠里相互容纳这个最基本的因素。所以,当后来的一幕幕争斗的悲剧开演时,倒在血泊里的带着无限仇怨和刹那的悔恨魂归冥府,得胜的“斗士”只能铁窗束身洗心革面。他们是不幸的,然而他们总有摆脱不幸阴影的种种理由平衡自己,而无处可逃的、最不幸的却是引起这场血腥之战的女人——“我”的生母德吉。
就作品中所描述的这个人物而言,德吉既不是一个崇高的藏族女性的典型形象,也不是怯懦低就的村妇。确切地说,这是一个生活在夹缝中的人,生活在崇高与卑微、理智与迷茫、自尊与自卑两种极端间不知如何取舍的女性。因而也是一个极有刻画余地的人物。这类女性在藏族社会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个年轻貌美、拥有亲情之爱的少女,总想把自己的一生寄托在能与她相依相伴的男性身上。德吉被迫遵从父命,她放弃了自己的选择,被动地接受父母的安排,另嫁他人。这种无可奈何、毫无自主的生活倒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得到丁缓解痛苦的机会。往昔那情投意合的岁月,已在脆弱的心灵里成为一种隐痛,一种逃避后暂时的平静。然而,当她看到已成为自己丈夫的才让和昔日的恋人扎西势不两立、拔刀相争的场面时,看到流血的丈夫倒伏在地,女性的天性已经倾向才让。失去丈夫寡居的她,默默地承担了家里的一切,服侍年迈的公公,亲如父亲。当那经历了激烈动荡后渐渐趋向平稳的情感之流,突然因昔日的恋人、今日的杀夫凶手扎西的闯入而搅乱以后,怀有身孕的她从此开始了双面人的生活。她对扎西的介入,因怀有往昔的情份,从厌倦到沉默,从抗拒到迁就,进而麻木。而她对才让的追悔,时时伴随着精神上的折磨。面对相依为命的公公,她更觉得罪孽深重,自责自己白天伪披神衣,夜晚裸露鬼身。这个生活在夜与昼交替的光明与阴暗下备受精神鞭鞑的女人,最后唯一的归宿就是把儿子托付给公公,自己则削落长发,身披尼衣,走进另一种生活,在静修默念中安慰落满尘埃的今世。彼岸世界渺渺遥遥何处是归宿,她依旧无法回答。看了这封信,“我”终于放声大哭,高喊“阿妈”。而我们面对着身着袈裟的女尼,感受到的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沉重而绵长的问号,每当我走进静谧神圣的殿堂,每当看到那些拥有女性灿烂笑容、默然含羞的神情,虽然看不见长发垂腰,听不见银饰叮当,但我相信,她们每个人的眸子后面定然印有许多辛酸、许多难以言表的往事。她们告别了少女多姿的梦幻,远离了双亲的慈爱,断绝了尘世的纷扰。凡间的恩怨是非,不就是一个情字难了吗?生命的意义是一个千古难解的谜,而生命的真谛,却需要通过生活道路的选择去参悟。
多杰仁青的笔,拉开了藏族女性现实生活的帷幕,牵涉到了文化传统、道德法律、家庭关系以及属于个人的隐秘感情。这题目似乎很大,反过来又很小,因为维泵社会细胞的成份中家庭的作用巨大,而家庭的组合又是男女双方的共同结合。千百年的世代传承,使藏族女性的社会地位烙有历史发展的印迹。特殊的历史文化、地域环境以及宗教信仰,铸造了她们不同于其他民族女性的独特群体个性。艰苦的生存条件,造就了她们坚韧、豪爽的性格。同男人一样,纵马驰骋,逐草而牧。你很难从一位真正的草原牧女身上看到娇嗔、庸倦、造作的神态。草原在赋予男性剽悍阳刚之气的同时,也给予了藏族女性健美、善良与柔情似水。她们从不把个人所得的幸福归结为付出艰辛的回报,她们可以不受“三从四德”、“烈女贞妇”的精神束缚,但从来也不朝秦暮楚、另攀高枝。她们永远恭顺长辈、父母和丈夫,永远喊不出妇女解放的口号。她们是沉默的,沉默得就像圣洁的雪山静谧地耸立在旷野,但她们的爱是炽热而永恒的,当她们默默地劳作,用纯朴的爱倾注于亲人、投涉于孩子、普及于一切有生命的生灵时,其伟大足可以令我们仰视饮泣。在此岸世间的烟火中,她们沉静、坚韧、勤苦。在人迹罕至的雪线上,她们筑起温暖的帐圈,拥抱生命。也许,她们意识不到自我的价值,意识不到自我牺牲的精神是为了铺筑更美好的明天。她们沉默,易于满足,听凭命运的安排。这种自觉自愿的背后潜伏着的暗流,一旦因某种事端的触及决堤时,她们也会毅然地剪断一切束缚,义无反顾地走向精神的皈依处。默念于莲座前,青灯伴夜,世间所有的疑问此时此刻才会找到一个完满的答案。
作者在《 一个尼姑的来信》中捕捉典型人物,以旁观者的冷静注视着人物的命运发展。作者似乎很难把握笔端的倾泻,尽管作品中不时显露着他有点刻意的穿插安排,但仍然看到他感情的沉浸是受到生活直观性的控制,他不得不这样去解释连他自己也很难把握的人物和情节。这正是乡杰仁青小说创作向深广领地迈出的一步,是令他茫然也令他激动的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震颤。他的笔倾诉的是一种对民族传统文化积淀下的心理感受。客观现实世界呈现的那黄河南岸雄浑、强悍、壮阔的自然环境融合了主观世界同样不乏沉闷、单调、苍凉、神秘的人物心境。德吉的一生,那充满苦涩曲折经历的生活道路,不正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吗?小说中爷爷的形象,我们可以窥视出 -种善良宽容、无求于人的一种民族心态的集聚。对这位老人来讲,给从小失去母爱的儿子寻找一个配偶,饱享天伦之乐则是他最大的满足。可是当儿子倒于血泊,儿媳新寡之时,这位一生没享过清福的老人仍视儿媳为亲生女儿,即便是发现儿媳与从前的恋人旧情未断,并身怀杀子仇人的孩子时,他虽痛苦但仍然默认了这一切,把残存的爱全部倾注到了无辜的孙儿身上。这个形象的塑造之所以不感到造作与美化,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不乏看到这样的现实。其实,这也是这个民族的一种气度与胸襟。当我们耳闻目睹了形形色色仇情未了的血腥事件,当我们看见一幕幕弃婴溺子的现代悲剧,当“高科技,低情感”的现代人际关系日益隔膜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把思索的目光投向高原上的人们,在这里找寻另一种答案。因为历经苦难,他们才把挚爱与真诚看得比生命宝贵;因为渴望幸福,他们才把对人类自身的爱延续到每一块土地、每一片绿草、每一个生灵之上。在那种人与生命、人与自然最和睦的亲近中,感受时间更替下的沧桑,咀嚼岁月流逝下的传说,体验生活赋予的有限的欢乐,冥想温馨弥漫的未来世界。尽管他们依旧贫穷、依旧不会读懂时髦的口号……多杰仁青是幸运的,因为在哺养他成长的岁月里,滔滔黄河的上游在首曲的流淌中还不曾褪去纯净的碧色。他的四周是永生的信仰叠垒起来的丰厚面客。只要他的笔不再拘泥于自己刻意的情节搜捕上,不再在艺术氛围中错过宗教文化折射下的民族文化心理意识,那么,他定能在麦香四溢的故土上写出一篇篇卑微劳动者的艰辛与伟大,写I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背后平凡而动人的故事。
多杰仁青的小说创作尽管还有一丝雕琢和模仿的痕迹,但我们不难发现他已经有了一种自觉追求现代意识的精神。他已不满足于情节与悬念的交错,不满足于人物形象与语言的独特黏合。现代艺术已超越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人的理解已开始发生变异,典型形象已不再附属于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展现,而是在分裂的、模糊的、没有明确性的心灵流程中来实现作品的灵魂。这似乎是充满了矛盾而又真实存在的生活内涵。我们的作家,已不是往昔那种只会编故事来感染读者的故事大王。在强调情绪、感受、观念的当代文学中,作家的知识面和视野需要时时扩大,接受来自多种学科的养份补充。这是艰难的、然而也是必然的。多杰,青以他的敏感,已迫切地感觉到了创作个性的重要性。他阅读大量的外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有这种急切与热情是应当的。同时,我觉得低下头来惦量足下这片土地的根基,是开始远足前的一个基本的预备动作。藏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自己固有的文学、艺术、伦理、宗教、哲学文化体系。在这种文化的惯性发展轨道上,形成了属于本民族特有的审美标准。每一位作家,都有权利与义务用这种审美态度去感受现实生活,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我们的作家,如果都能从自己本民族的传统美学中去追求、选择自己最佳的艺术观点,才能创作并表现出自己民族的特质,才会用“本民族的母语,在同胞的心灵里唤起回响,并给以美的欣赏”(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作为一名师范学校的教师,多杰仁青面对着的是一张张充满了青春活力的面庞。面对新的未来,教师的天职和他现在为之奋斗的事业都是在塑造人类的灵魂。作为塑造者和被塑造者,需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艺术性灵。丰富的经历、积累的知识和艺术的修养,并不是丰满了自身后迷失自己的迷魂药。所谓的创造就是敢去那无人涉足的地方,用自己的自信和能力,在抵御他人侵蚀的同时,筑造自己的精神世界。相信多杰仁青在《锁链》中苦苦寻找的真正的自我在他的笔下不再困惑。记得藏族诗人丹正公布的《春愿>里有这样的诗行:
在新的季节里吹你的熏风
向着同群放你自己的鸣唳
向着世界响你自己的雷声
撒你自己的霓虹…
这是诗人的气度,也应该是雪域每位作家的气度,相信对这一种表达方式,多杰仁青不会感到陌生。

编辑:仁增才郎